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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中国万里之遥的大洋彼岸,有一个应该被我们永远铭记的加拿大家族——基尔伯恩(Kilborn)家族。这个家族与中国的情缘始于1891年。从这一年起至1963年的72年间,这个家族祖孙三代为中国和香港地区的医疗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基尔伯恩家族的第四代和第五代又接下了中加友谊的接力棒,延续着他们家族与中国的情缘。

在写作本文过程中,王曙生老师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在此,特向王老师表示感谢!

1892年5月,草长莺飞,千树竟发,万木吐翠,是成都最美的季节。在位于成都东门的玉沙路上,出现了几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是受加拿大卫理公会派遣到成都开拓华西教区的志愿先遣队员,其中有2位牧师,2位医学博士。初到成都的他们,在玉沙路找了一家民房落脚。他们将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开启他们新的人生——“行医”和“传播福音”的事业。医学博士奥马尔基尔伯恩(Omar L. Kilborn)和他的新婚妻子珍妮福勒(Jennie Fowler)也在其中。在这里,他为自己起了一个响亮的中国名字——启尔德。从此,启尔德家族的命运就紧紧地与中国、与四川拴在了一起。

1867年11月20日,启尔德出生在加拿大南安大略省弗兰克维尔一个铁匠之家,在5个兄弟中他排行老五,但只有他和他的哥哥幸存下来。他的父亲性格刚强、工作勤奋、做事严谨、一丝不苟。他的母亲温柔、善良、很会持家,深受大家喜爱。所以,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十分温馨和谐。启尔德遗传了父母的优点,坚定、顽强、勤奋、坚韧不拔,同时又性格平和、和蔼可亲,所有遇见他的人都感到他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不幸的是,在他14岁那年父母双亡。在当内科医生的哥哥罗兰德·基尔伯恩(Roland Kilborn)支助下,加上他自己又利用假期去做铁路夜班电报员,甚至多次充当水手穿越大西洋把牛群从加拿大押运到英国来赚取学费完成了学业。在此过程中,他游历了加拿大、英国和欧洲的许多大城市,既积累了社会经验,又开阔了眼界。作为一名医学生,他敏锐地发现这些地方的医生已经超出了实际需求,医生这个职业在这里并不稀缺。

1883年,启尔德进入加拿大金斯顿皇后大学学习,取得文学硕士、化学硕士并获得金奖后,又开始学医。1889年春天,不满22岁的启尔德获得外科硕士、医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又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继续深造。

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列强在全球各地经济和文化上的扩张,在加拿大乃至整个西方都掀起了到所谓的蛮夷之地去传教的运动。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启尔德成为皇后大学第一批响应志愿者恳切呼吁的医学生之一。在上大学期间,启尔德与好友詹姆斯·霍尔(James Hall)和乔治·哈特维尔(George Hartwell)一起加入了皇后大学的学生义工组织,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贫穷落后、缺医少药;知道了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国家——中国,那里人口众多、医学落后,民众愚昧、没有信仰,这更坚定了他毕业后到更需要医疗护理和开启民智的地区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决心。他相信西方的现代医学技术在遥远的东方会大有作为,他要去那里一展身手。尽管他毕业时已获得了皇后大学的一份教职工作,但他还是给加拿大卫理公会传教部秘书长萨瑟兰牧师(Rev. Sutherland)写了一封自荐信,表达了自己想作为一名志愿先遣队队员到贫穷落后的中国去行医布道的愿望。1890年11月18日,萨瑟兰受卫理公会之命对启尔德的请求作出答复,同意他和非医科的同学何忠义(George Hartwell)前往中国传教并开展医疗工作。在启尔德之前,加拿大卫理公会唯一的海外传教团在日本,而且并没考虑在那里开展医疗工作。

1891年10月4日,在美以美会前华中教区的拓荒者、主持人、神学博士赫斐秋(V.C. Hart)夫妇带领下,启尔德夫妇、史蒂文森(D.W. Stevenson医学博士)、何忠义(George Hartwell)夫妇组成的第一个前往华西的加拿大卫理公会传教先遣团乘船离开温哥华,穿越太平洋,经过一个月的海上颠簸,终于在11月3日抵达中国上海。

1891年8月12日,不满24岁的启尔德与同学珍妮福勒(Jennie Fowler)结婚,此时距他们出发前往中国还剩不到两个月时间。珍妮福勒1867年出生于加拿大,文学硕士,毕业于皇后大学文学系,她的父亲是皇后大学的自然科学教授。

漫长艰辛的旅途,成了他们的蜜月之旅。在上海停留了3个多月,接受了简单的中文培训后,他们登上蒸汽轮,在宜昌换乘木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穿越三峡,住船屋,跨过一个个激流险滩,经过艰苦的舟船劳顿,于1892年5月21日到达了他们在中国西部传教工作的第一站——成都。

初夏的成都阳光明媚,路边的树木长出的新叶嫩嫩绿绿,小鸟叽叽喳喳,到处一派勃勃生机,扑面而来的春的气息让人心旷神怡。在来中国之前,启尔德夫妇有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做,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小家,更谈不上享受新婚的甜蜜浪漫。如今到达了目的地,他们在最初落脚的玉沙路一家典型的川西院落里安顿下来,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珍妮是一位美丽高雅、善良温厚的知识女性,她精心地布置着与启尔德的爱巢:墙上挂着从家乡带来的名画,挂上从加拿大带来的窗帘,洁白的窗纱随着微风轻轻拂动,桌上的玻璃瓶里插着从外面采摘的野花……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面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珍妮满足极了,这是她和启尔德结婚以来第一个真正属于她俩的空间,她渴望着与爱人在这里度过一个个浪漫甜蜜的温情之夜,细细品味人间的美好。启尔德温情幽默,多才多艺,爱好音乐和文学,喜欢唱歌,擅长小提琴。两个年轻人满怀希望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然而,意想不到的灾难骤然向他们凶猛扑来。1892年7月,天气特别炎热,一场严重的霍乱在成都流行开来,据启尔德回忆录记载,由于没有科学的预防措施,这场霍乱最终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珍妮也不幸被感染。尽管启尔德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医生,但面对突然降临的灾难,他虽竭尽全力仍无力回天,在一个酷热难耐的午后,珍妮在感染疾病18个小时后离开了这个她十分眷恋的世界。可怜的珍妮去世时还不满25岁,到达成都才刚刚2个月。由于灾难来得太突然,还来不及体味美好生活的珍妮,甚至都来不及留下一张与结婚不到一年的亲爱的丈夫的合影……

爱妻的离去令启尔德痛不欲生,启尔德长时间沉浸在对珍妮的痛苦思念中,连他最好的朋友都难以让他解脱。珍妮精心布置的爱巢依然那么温馨淡雅,桌上玻璃瓶里的野花依然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然而女主人却没了。启尔德实在难以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他疯狂地将自己抛入到工作之中,以缓解痛失爱妻的打击。

1892年11月3日,为纪念登陆上海一周年,启尔德和医学博士斯蒂文森(Dr. D.W. Stevenson)在成都四圣祠北街12号利用租用的民房开办的第一家西医诊所开诊了。这一天共接待了18位病人,以后病人持续增加,最多时发展到每天有50至60位病人。诊所的条件已不能满足医疗工作,他们又在居住的院子里腾出两个小房间,分为男病房和女病房,很快每个病房里都要容纳四五个病人。他们还成功做了几例手术,也包括大手术。这个小小的诊所为中国西部的现代医学开启了一道新的曙光。

最初,他们计划每周三天看病,三天学习汉语。但随着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的日益增多,加上连续不断地接到病人上门出诊、做手术、敷药包扎等要求,他们学习语言的时间完全被挤掉了。最终,这计划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他们就不得已终止了医疗工作,集中时间学习语言。

1893年初,他们在四圣祠街购买了一个中等大小的院落,靠近东较场,那处房屋经修缮后适合三家人居住。1894年初又添置了两个毗邻的小院落,于是成都第一所由外国人建立的西医医院落成了(由于此时启尔德不在成都,该医院由斯蒂文森主持修建)。

1893年10月,启尔德受卫理公会派遣,前往上海接应新到华西的第二批传教士并一路随行护送他们到成都,其中一位名叫丽塔·奥芙丽塔·吉福德(Retta AlfrettaGifford)的女医学博士,走进了启尔德的生活。丽塔是卫理公会女传教士协会派出到华西工作的第一位训练有素的女医生。

丽塔于1864年5月11日出生于距离安大略省麦福特市(Meaford,Ontario)三英里的一座农场,她的父亲是清教徒,一位很有绅士风度的农民。丽塔是家里8个孩子中的老大,作为长女,通常会被要求帮助做家务和农活,直到18岁才进入高中学习。她决定学医,那时很少有女孩子被允许学医,但她凭着一股韧劲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丽塔高中毕业后,她考入了多伦多女子医学院〔该院后来被并入三一大学(Trinity University)〕,1891年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外科硕士学位。丽塔毕业后在距离出生地20英里的欧文桑德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一年后,加拿大卫理公会女教友协会邀请她加入教会医疗先遣队前往四川,她接受了邀请,于1893年乘船前往中国。

从上海至成都的漫长旅途,让启尔德与丽塔有足够的时间相识、相知、相恋。相同的信念和共同的理想追求,使两颗年轻的心碰撞在了一起。1894年2月,他们抵达成都。1894年5月24日,两人在成都完婚。婚后,丽塔随夫姓,也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启希贤。这一刻,启尔德家族在中国的故事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根据妇女传教士协会规定,女传教士一旦结婚,就将失去传教士资格,教会将不再给她们支付工资。由于启希贤是妇女传教士协会派出的在华西工作的第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女医学博士,又肩负着建立妇女儿童医院的任务,教会破例为她保留了5年传教士身份,但工资从每月600加元降为300加元,5年后(即1899年)完全停止支付。启希贤对此毫无怨言,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今后的工作中。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贤良的启希贤作为一名贤内助,与启尔德一道,为中国西部的医学教育创下了不朽的伟业。

婚后第三天,启尔德和启希贤被派往嘉定(乐山)开创继成都之后的第二个教区。他们在乐山白塔街租了一间民房,把一个大房间用作传教场地,紧接着就展开了每周的常规礼拜活动。很快他们又租了一个毗邻的院子并将其稍作修葺后作为诊所开始了医疗工作。启希贤负责诊治女病人,启尔德则负责诊治男病人。他们一周四天看病,两天接待男病人,两天接待女病人,同时也接受住院病人,并实施必要的手术。每个问诊日,他们所诊治的病人达50到80个。这个诊所是启尔德在中国西部建立的第二个西医诊所,也是今天位于白塔街的乐山市人民医院的前身。

1895年4月7日,启尔德夫妇的长子Leslie G. Kilborn 在嘉定(乐山)出生,他们给儿子起了一个中文名——启线年,理事会决定,调赫斐秋博士和夫人、赫斐秋小姐、文焕章(Endicott)夫妇和哈尔(Hare)博士前往嘉定工作,启尔德夫妇调回成都。5月下旬,夫妇俩带着刚满月不久的儿子回到成都,就遭遇了一场针对传教士的骚乱。

1894—1895年中日战争的失败,导致割地赔款的国耻激起了人们反外国人尤其是反传教士的情绪。当时的成都,弥漫着针对传教士的流言:认为传教士是最低等、最坏的人,他们被自己的国家驱逐,来到中国是为了战胜最后的正义;可怕的外国人会抓住中国孩子“放到锅里煮了熬油”、取小孩肝、眼珠熬制西药等等。

1895年5月28日,中国传统的端午节。下午,人们聚集在临近四圣祠街的东较场以传统的方式——“打李子”庆祝节日,即一人拿一包李子相互对打,在东门城墙上呈现出上千人对打的壮观场景。然而,在一片嬉笑欢乐中,有人突然说,看见外国人把中国小孩拐进了教堂。不胫而走的流言瞬间点燃了人们惧洋、仇洋的情绪。有人从贫民区的墓地刨出死人骨头拿到街上,用作外国人从事可怕实验的证据,声称那是被这些洋人害死的人的骨头。一罐酒泡的樱桃被人从传教士的储藏室里搜出来公开展览,说是他们挖取婴儿的眼睛制成的药水。到傍晚时,激愤的人群已来到四圣祠街包围了教堂、福音医院和启尔德等传教士的住处,要他们交出被拐的小孩。情急之中,启尔德掏出手枪对天鸣放,试图驱散包围他们的人群,哪知大祸就此酿成。

第二天,四圣祠医院和礼拜堂、位于陕西街的教堂和传教士们的家以及教会的所有财产被悉数捣毁。这场风波波及十余州县,共计70多座教堂被毁。这就是举世震惊的 “成都教案”。启尔德夫妇带着襁褓中的儿子,在同情他们的官员帮助下,在衙门里躲避了几日,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登上一只船经重庆逃往上海。史蒂文森夫人在骚乱中经受了一系列磨难和惊吓,导致精神崩溃,夫妇俩由此回到加拿大,再也没有返回中国。

子回到成都,利用清政府给予的教案赔款和教会提供的补充经费,着手在原址废墟上重建医院。他们首先修缮房屋和恢复教堂,初秋开始清理维修医院。很快,一座规模更大的医院在诊所原址上建成,新医院有了25张床位,具备了接待住院病人的能力。同年11月,启希贤用租来的经过修缮改建的房子,开始了妇女儿童的医疗工作,随即又在新巷子正式建立了中国西部最早的妇女儿童医院,启希贤也成为四川历史上第一位公开执业的西医女医生。该医院以科学的护理和新式接生法,取代了延续千年的极不卫生、造成许多母婴死亡的旧式接生法,从而使产妇和婴儿的存活率显著提高,也使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择到医院生产。据资料统计,成都城内的产婆营业所,至清朝末年,已从上百家减至36家,西医妇产卫生理念得到较快普及。

一切收拾停当以后,启尔德夫妇又开始了接诊病人的工作。虽然此时的成都人对外国人仍怀有疑虑和恐惧,然而,由于夫妇俩精湛的医术和毫不保留地为中国人无私的奉献,加上他们神速提高的中文,已经能用四川话与患者顺畅交流沟通,赢得了许多患者对他们的信任和好感,请他们治病的人越来越多。启希贤因为成功治好了一位女士的恶疾,还收到了病人赠予的一副十分漂亮的牌匾,牌匾上将他们誉为“华佗和扁鹊再世”。根据1898年6月的一分报告称,医院运行14个月后,共医治病人10,686 名,麻醉手术125人次,小手术25人次。启尔德在工作笔记中写道,医院新增的2848个病人中,有62人来自全省112个县的47个县,这意味着,西医在成都之外也开始被更多人所接受。

每天忙碌而充实的日子,使他们收获了成功的喜悦。此时,他们已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1897年初,受教会派遣,医学博士王雨春(W.E.Smith)抵达成都,次年教会又补充了医学博士伊万(R.B.Ewan)。他们的加入进一步促进了成都医疗工作的发展,也使启尔德夫妇有了喘息之机。

1898年5月,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大女儿康斯坦斯(Constance KilbornWalmsley)在成都出生。1898年7月,启尔德夫妇带着孩子第一次回加拿大休假期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二女儿科拉 (Cora Kilborn)于1899年出生在加拿大,取中文名启智明。1900年4月,他们休假结束返回成都。几个月后,在中国北方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启尔德夫妇不得不再次带着孩子离开成都去上海避难。1901年,当他们返回成都时,惊喜地发现他们的房屋和医院都保存完好,一切和他们离开时一样,原来是因为一位官员为他们所有的房间都贴上了封条而幸免再次被毁。1901年12月,他们的小儿子肯尼斯(Kenneth Kilborn)在成都出生。

义和团风潮平息后,1905年,启尔德从加拿大基督教会争取到部分捐款,又得到四川官府资助的1500多两黄金用以建立一座新医院。1906年,基督教会派伊万医生(Dr. Ewan)负责这所大型新医院的建立。1913年,一座拥有120张病床、堪称当时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设有普通病房、特殊病房以及面向经济条件较好、愿意支付相应费用的中国人的私人病房的四层西医大楼正式开业,取名“四川省红十字会福音医院”,后定名为“仁济医院”,因仅收治男患者,又称“仁济男医院”。新医院设有诊室、候诊室、会诊室和药剂室等,此外还有更衣室、手术室、麻醉室、消毒室等,设备非常完善,并开设了内科、外科和花柳科等专业科室。

1914年,启尔德又在仁济医院开办男护士学校,招收中国学生30余人。他在管理医院的同时也担任医师、药剂师、护士长、传教士和教师的工作。

1912年,由启希贤主持建立的妇女儿童医院迁入在惜字宫南街新建的大楼,定名为“仁济女医院”。1915年,医院附设一所女护士学校。至民国初期,医院已有病床52张,开展新法接生及一般妇、产、儿科疾病诊治工作。1940年,“仁济女医院”因失火被烧毁,后并入“仁济男医院”。这两家医院都采取以盈补亏的经营办法,对富人收取高额费用,对穷人则减免其医药费用。同时,医院还担负华西医科学生的临床教学功能。1892年11月3日在四圣祠街开张的小小诊所,亦成为今日华西医院的起源。

铲除陋习启尔德和启希贤初到成都时,成都人缺医少药、近乎残酷的生活现状令他们极为震惊:当地人勤劳但十分贫穷;他们具有创造力但却没有文化,充满迷信和无知;他们缺乏卫生保健的基本知识,根本不懂个人和家庭保持卫生的重要性,而这些都与疾病的产生息息相关;他们知道传染病,但不知如何隔离传染病。对于天花、霍乱、麻风、肺结核、猩红热、伤寒等传染病带来的令人恐怖的灾难性后果束手无策。还有遍布大街小巷的烟馆以及极其残忍愚昧的缠足陋习……谁都无法知道中国人的死亡率是多少。作为救死扶伤的医学传教士,启尔德夫妇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所肩负的重大使命和责任。他在《治病救人(Heal the Sick)》一书中,花了许多篇幅讲述和缠足的危害。启尔德亲眼目睹了瘾君子毒瘾发作时那种种令人作呕的痛苦惨状和给普通家庭带来的灾难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剧。面对那些萎靡不振、面色苍白憔悴、双手发抖、涕泪横流、肮脏邋遢、人不人鬼不鬼的瘾君子,启尔德既痛心又愤怒。他和医学传教士们极力推动反运动并在医院开设了戒烟科目,收治那些希望戒掉的烟民到医院戒毒瘾,帮助他们树立信心重归正常人的生活。同时教育传教士在禁烟工作中,不但教导学生们反,还拒绝任何一个抽的学生入学。

1902年的一天,启尔德和格兰杰先生(Grainger)代表成都教会拜访了四川总督岑春煊,敦促总督重视立法,禁止和缠足。总督赞同并许诺要开展一些禁止抽的工作。1906年9月,清政府下令禁烟。1908年,时任总督赵尔巽发布告示,通令禁烟,采取劝、惩、抚、补相结合的办法,限两年内禁绝,四川的烟馆终于在1909年被关闭并禁止种植罂粟。

缠足是中国妇女历史上最痛苦悲惨的一页。作为一种满足封建社会男人审美观的陋习,在中国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1895年,英国人立德(Archibald Little)夫人与数位女传教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反对缠足的“天足会”,出版《天足会报》,成立天足会女子学校并招收天足女子入学。她们利用广学会出版大量小册子和宣传单,宣传天足观念。随后各省城纷纷成立“天足分会”。

启希贤在成都行医时发现,许多妇女疾病皆与幼年缠足有关。她无法理解、十分痛恨这一极不人道、摧残人性的缠足陋习,奋起为反缠足运动奔走呼号,积极参与成都的反缠足运动,到处开展宣讲活动,教育规劝自己的病人不要再让女孩缠足,倡导成立成都天足协会,呼吁尽早废除这一违反人性的陋习。启尔德在《治病救人(Heal the Sick)》一书中,对缠足的起因和危害进行了深刻剖析,痛斥缠足是一种罪恶行为,裹足的痛苦过程是难以想象的,给女童们带来的无尽创伤是无法弥补的,使中国的妇女成为残废人。他强烈要求必须废除这种陋习。

在加拿大女布道会传教士们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成都反对缠足的天足会成立了,会长由加拿大女传教士、医学博士Dr. Maude Killam担任,并在乐山召开了第一届天足会年会。1902年,清政府下诏禁止妇女缠足。成都天足会多次举行会议,帮助人们认识到缠足的危害,促使人们放弃缠足或给已缠足女儿放足。随后,时任四川总督岑春煊发布反对缠足的《不缠足官线万份在全省范围内散发。1904年2月9日,启尔德又代表在川的传教士们就反缠足一事专程去总督府拜会了时任总督锡良,得到总督的支持,同意再次印发前任总督岑春煊发布的《不缠足官话浅说》,同时发布《禁烟禁缠足令》,敦促人们放弃这一陋习。在总督支持下,在四川各县都出现了很多由中国人组织起来的天足会。

在天足会推动下,1909初,四川总督赵尔巽发告示规劝川人摈弃缠足恶习。之后,各县长官又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条款,要求在其辖区内的所有缠足妇女都得放足,甚至还设定了最后期限。

到了20世纪10年代,特别是进入民国之后,在中外人士共同努力下,反缠足运动普及到了平常百姓家。1912年,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达《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残害中国女性身心千余年的缠足陋习终于被废除。

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1907年,启希贤带孩子们回加拿大接受正规教育,启尔德独自一人留在成都工作。1909年5月13日,启尔德离开成都回到加拿大与家人团聚。这是他到中国后的第二次回国休假。

这是1909年4月启尔德从成都写给启希贤的信。信里详细叙述了成都传教团里所发生事情和工作等,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想尽早回到启希贤和孩子们身边的迫切愿望。在上面的一封信里他幽默地写道:“如果女皇号(邮轮名)走得太慢,我就出去推着船走。”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一位伟大、坚强的男人作为丈夫和父亲有责任、有担当、温情、有血有肉的另一面。

启尔德利用这次休假的时间,总结了在四川近18年行医的经验并写作了《治病救人》一书。1910年,该书在加拿大出版。在书中,启尔德讲述了他多年在成都行医传教的真实经历以及所遇到的挑战,详细介绍了他观察、接触到的清末成都人的生活方式、成都的社会习俗、常见疾病、中医中药,以及他怎样用西医给成都人治病等等。他同时在书中呼吁:“传教中医疗工作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恰当的‘用行动表示爱’的方式。它是能够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的爱的最高形式。……教会医院是教堂的补充。”时任海外宣教秘书长T.E.E.肖尔牧师(Rev. T. E. E. Shore)在序言中写道:“当时加拿大国内的非专业传教运动、青年传教运动开始兴起,传教士之间亟需合作精神。此外,中国人对西方科技和宗教信仰的好奇也逐日增强。在这个时候,启尔德这本书的出版显得非常及时。在我所熟悉的传教士中,没有人能够胜任启尔德的医学传教工作。他的书对那些立志于传教的人以及所有那些传教士的朋友的人来说都是无价之宝。”

1910年在加拿大出版的《治病救人》,为了感谢时任总督锡良对教会工作的支持,启尔德特地将锡良的照片放在书的封面,并在内页的照片下称赞其为“杰出的总督”。

启尔德也是中国红十字会在四川的组织者之一,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他参与了救治伤病员的工作。一位美以美会的牧师詹姆斯·雅德(James M. Yard)这样描写当年的启尔德:“士兵们遭受的痛苦让启尔德博士大为感触,这些伤病员往往得不到急救。通过新建立的中国红十字会,启尔德博士与士兵相处了数月。那时候食物紧缺,又正值雨季,他常常赤足穿着草鞋走在泥泞的战场上。人们都知道他的故事。这位伟大的医生放弃舒适的设施完善的医院,却来为普通的士兵服务(那时候在中国,士兵是不受尊重的)。中国人说他是个圣人,他们从未见过有如此仁爱之心的人。”

1910年3月11日,由美、英、加三国基督教会的五个差会联合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在成都正式开学, 开创了教会组织在中国西部兴办大学的先河。这是四川省一所举足轻重的大学。作为大学的创办者之一,启尔德出任了首任大学理事会主席,美国美以美会的会督毕启担任首任校长。

随着医院的发展和病人的增多,启尔德意识到仅凭寥寥数个医学传教士无法解决中国大众的健康问题。1907年,他在给加拿大卫理公会的一篇报告里提出:“我尽我力付出,但发现仅凭一己之力经营一所大型而繁忙的医院有多么无望”。他强烈建议建立一所与医院相互协作的医学院,培养中国人自己的医生。1914年,启尔德倡导并参与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开学,学制为6年。启尔德夫妇成为医学院的第一批老师。直到1920年去世,启尔德一直承担着化学、生理学、内科学、皮肤病学和眼科学授课任务。他所创建的仁济医院的医务人员同时兼任医科教员。启希贤则在医学院教授儿科学、治疗学等医学课程。华西协合大学第二任院长、加拿大医学传教士莫尔思(William Reginald Morse)教授在《紫色云雾中的华西》(骆西、邓显昭译p.120)一书中是这样评价启尔德的:“我们学校的第一份公告是由启尔德撰写的,他是最有资格来阐明学校理想的人,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学校的办学宗旨。作为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的启尔德,是一位极具热忱、志向远大、充满智慧、全心全意的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敬意。在学校建立的过程中,他当仁不让地应该被尊为先驱。”医学院建立之初,由于战乱、师资、语言等诸多原因,第一年只招到7名学生(1916、1917、1918年均未招生),到1919年,共只有9名中国学生。

走过百年漫漫长路,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如今已是一座集高等医学教育、医学科研和技术创新、疑难重症诊疗中心于一体的国家级医学中心。从这座中西合璧的校园里,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专家学者,包括中国第一位妇产科专家、医学博士乐以成女士、中国第一位牙科博士黄天启先生、中国黑热病四川病区和中国蚕豆病的最早发现者杜顺德先生等,以及在眼科界、耳鼻喉科界的诸多泰斗级人物。

启尔德还是一位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在行医过程中,启尔德对语言沟通的重要性体会太深。他认为,医疗传教士完完全全地掌握传教国的语言是非常必要的。他尤其钟情四川方言,认为相较于普通话和其他地方语言,华西的口头语言音调丰富,悦耳好听,给人一种极强的音乐感。为此,启尔德专门编辑了一本四川方言教材,供刚来四川的传教士学习语言用。该书于1917年由华西协合大学出版,1921年再版。

这本书以老式罗马拼音标注汉字发音,在每个字的拼音后面还标有“1、2、3、4”,来表示这个字的汉语四声读法,并用英语解释词义。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本正式出版的四川话(英语)教材,教材用许多现已消失的地道老四川方言,记录了各种生活细节,比如家务、出行、采购、社交以及洋人跟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冲突等等,十分形象、幽默、风趣。

1919年,启尔德一家回到加拿大休假,这是他自1891年离开加拿大到中国的28年中第三次回国休假。1920年4月,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启尔德口腔博士荣誉称号。也许天妒英才,1个多月后,他因感染1914—1918年战后的流感病毒引发肺炎去世,年仅53岁。从24岁到达中国,到53岁去世,启尔德将他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

启尔德去世的噩耗传到四川后,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悲痛不已。人们以中国最高规格的传统仪式,在今天成都忠烈祠西街的明代会府遗址(历史上是祭祀忠烈的祠堂),为启尔德举行了隆重的追掉会,身着白色丧服的僧侣为他吟诵经文祷告。灵堂里挂着启尔德的大幅遗像和无数祭奠挽联,社会各界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这位四川西医史的开创者、四川红十字运动的发起人、中国西部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护士专科学校和大学的奠基人。

丈夫去世后,悲痛万分的启希贤为完成丈夫的未竟事业,料理完后事后,她毅然返回成都,重新投身于中国西部的教学行医事业中,成为当时在妇科和儿科病患诊治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至此,教会恢复了她的传教士身份,同时恢复了她中断22年的工资。也就是说,从1898年到1920年的22年中,启希贤在中国的行医与教学,是完全没有任何报酬的无私奉献。启希贤和她的丈夫为创建华西协合大学医学系(后改名医学院)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今,她又像年轻时一样,力劝学校领导招收女学生。1924年9月7日, 8名中国女学生步入华西协合大学行政管理大楼,成为正式学生。华大也成了中国西部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

1933年,69岁的启希贤结束了她在中国近40年的教学、行医生涯,退休回到加拿大。1942年12月1日,她在多伦多去世,享年78岁。

1895年在四川乐山出生的启真道,从出生起就跟随父母经历各种社会动荡和战乱,可以说他的童年是在乱世中度过的。1905年,10岁的启真道被送到重庆的加拿大学校(Canadian School,简称CS学校)念书。在他的父母筹建华西协和大学期间,他回到加拿大接受高中教育。1913年,启真道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获得爱德华·布莱克理科和现代语言学奖学金,进入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学习,主攻生理、生物化学,191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维多利亚理科银质奖。之后,他又继续攻读生理学研究生课程并于1918年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理学硕士和文学学士(M·A)学位,接着又继续攻读医学和哲学博士。1921年,在父亲启尔德去世一年后,启真道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天,启真道与同学Janet McClure(中文名启静卿)结婚。为继承父业,重返成都。由于启真道出生在四川并在此长大,启静卿从小就学过中文,有着非常坚实的中文基础,回到成都后,他们没有像大多数新教友一样参加华西协合大学中文学院的语言培训课程,而是被直接派往当时急需医疗援助、距成都北部30英里的城市——彭县(现彭州市)开展工作。启线个月后被调回成都,启真道随即在华西协合大学医学系和牙医学系教授生理学、药理学、生化学和医学英语,所有课程均用中文讲授。

1923年7月,启真道夫妇的第一个孩子罗伯特(Robert Kilborn)出生在四川峨眉山;1921年至1927年间,四川省地方军阀连年混战。1925年,第二个孩子玛丽·埃莉诺(Mary Eleanor)出生后不久,启真道一家从峨眉山度假回来的途中,他受了枪伤。那是一颗达姆弹,令他几次差点丢了性命。连续4个月时间里,病情严重,恢复十分缓慢。枪伤致使启真道左肩留下了永久残疾,但他在伤口康复期间仍然坚持在大学执教,并把哈氏生理学翻译成中文,同时还编著了一本《生理学实验手册》,在华西建立了中国西部最好的 “代謝研究实验室”,为中国为華西生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貢献 。

1927年,时值中国大革命期间,启真道一家第一次回到加拿大休假,他们的二女儿Frances Margaret出生在由重庆去往上海的船上。历经千难万险回到加拿大后,启真道利用休假时间,在多伦多大学继续完成研究生学业,并获得生理学博士学位。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从生理学的角度研究华西当地土著民族不同的生理特征。1928年春天,启真道夫妇带着三个孩子返回成都前,他专程去波士顿的卡耐基营养学研究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并带回了一套基础代谢测定仪,为在华大进一步的研究做准备。1930年,他们的小女儿 Jean Alfretta在成都出生。

1936年, 启真道出任华西医学院院長,1939年又升任医牙学院总院長,并同时兼任生理系主任。

这一时期的中国,正遭受战争的蹂躏。日本侵略军对中国的入侵,使中华大地生灵涂炭。在偌大的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的危急时刻,外地大学纷紛向西南三省转移。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先后迁到华西坝,华西协合大学进入有名的“五大学”联合办学时期。作为医学院院长的启真道与妻子启静卿以及华西其他师生一起,日以继夜地帮助、安置来川的各大学教职工和学生。此时,华西坝上名家云集、人文荟萃,学生人数倍增。华西协合大学的影响力也因此而大大提高。

除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管理职责外,启真道还对西部边区的苗族、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流行病進行调查研究,是最早对西南地区“慢性氟中毒”流行病学進行研究的学者。他也是华西边疆研究协会的忠实支持者,1925年至1934年以及1936年至1942年期间,先后担任该协会杂志编辑和主编。1941年至1942年,他担任了协会会长。

在启真道的事业和生活中,他的妻子启静卿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和陪伴者。启静卿1894年10月6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1921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她的父亲威廉·麦克卢尔(William McClure)也是一位医学博士,作为加拿大长老会先锋队的一名成员,他于1888年来到中国河南行医布道,1917年,成为齐鲁大学的医学教授,对中国的医学和教育同样做出过杰出贡献。

启静卿的一生充满了挑战。她除全心照顾自己的家庭外,同时还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管理眼科诊所并给医学系和牙医学系的学生讲授儿科学和医学英语。繁忙紧张的工作,让她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1925年,启真道遭受枪伤时,启静卿的血压开始升高。接下来14年的政治动荡和时势变迁,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时,每天接待安排大量逃亡到华西的学校的师生。过度的忙碌和劳累,导致她的高血压病持续加重。1943年秋天,启真道一家回到加拿大休假。他们乘坐飞机飞越驼峰20,000英尺高空缺氧区从南向西前进。在加尔各答耽误了1个月后,他们被紧急通知转坐即将从孟买出发的美国军事运输船。带着自己的3个女儿和华西教友的2个十几岁的女儿,两人需要兵分两路从加尔各答前往孟买。启静卿负责一条线路,启真道负责另一条线路。在孟买的那周时间里,启静卿和启真道精心照顾染上登革热的几个女孩。他们登上运输船,几经曲折穿越印度洋到达悉尼,再从澳大利亚到达弗朗西斯科。11月底,他们才转乘火车返回多伦多。

这一路的颠簸折腾,使启静卿的病情更加恶化。1944年,她又患上冠状动脉梗阻。考虑到启静卿的病情,他们计划让启静卿和3个女儿留在多伦多,启真道单独回中国工作。但在启真道启程前,启静卿因冠状动脉严重梗阻,于1945年5月10日去世。

处理完妻子后事、解决好孩子们的继续教育问题后,1945年9月,启真道再次顶着战火登船前往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于1945年底独自回到成都。

吉恩·米勒是启真道及其家人的朋友,曾与启静卿共事。1906年,吉恩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圭尔夫,是一位五金商人的女儿。她毕业于西安大略大学,医学博士,一名执业麻醉师。1932年,加拿大联合教会妇女教友会派遣她到华西接替即将退休的启希贤博士的工作。

吉恩抵达成都时,街头巷战刚进尾声。她翻越无数掩体,艰难地穿过一条条街道,好不容易找到妇女儿童医院。此时不断有受伤的妇女儿童被送进医院,启希贤一直忙于救治病人。吉恩刚到手术室就被安排给手术台上的病人实施麻醉。后来,吉恩还分担了启希贤大量的教学任务,负责给医学院学生讲授儿科学。1941年至1943年,因为日本飞机轰炸成都,加拿大学校被迫从成都迁至仁寿,这期间,吉恩担任学校的校医。启线个孩子都在这所学校就读。

1947年,启真道和吉恩在香港圣约翰大教堂举办婚礼后回到成都,继续在华西协合大学工作。

1952年3月,启真道夫妇离开成都,受聘香港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系教研室主任的职位,同年9月正式上任。1954至1957年任生理学系主任和医学院院長。1960年从香港大学退休时,他所负责的生理学教研室已发展成为生理、生化、药理三个教研室。

为纪念已故妻子,启真道以启静卿的名义设置了一个奖项(Janet McClure Kilborn Prizes)。这个奖项的一部分捐赠给了中国华西协合大学用于建立“启静卿医学图书馆”,一部分作为奖学金转到香港大学,每年由生物化学系和生理学系根据其表现,分别奖励给考试成绩第一、二名的女学生。

在香港工作的同时,启真道继续编撰即将完成的供中国医学专业学生使用的药理学教本。脱稿后,他把最后几章内容邮寄回了成都。遗憾的是,这些书稿最终石沉大海,也令我们今天无缘与这本书相遇。

从香港大学退休后,启真道又受聘担任香港崇基学院副院长,这是一所提供文理科预科教育的教会学院。启线个独立学院(新亚洲学院、联合学院和崇基学院)的学术标准,不久,他被任命为学院董事会成员,很快晋升为董事会主席。同时,他还积极参与香港的第二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筹建工作,这3个学院于1963年合并成为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学。

为纪念启尔德家族所做作出的贡献,崇基学院将校董会办公室命名为“启尔德室”,办公室则按启尔德家族的朋友和敬慕者提供的方案进行装饰。此外,崇基学院小教堂的奠基石上记录着“纪念所有的加拿大传教士,他们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上帝和中国的朋友们。”

1963年2月15日,启真道在崇基学院作了一个以《意识》为题的告别演讲。在演讲中,他特别强调意识及其所产生的行为在物质、社会和精神这3个方面的重要性。他告诫学生,一定要提高自己观察和分析周围环境的敏锐力和强烈意识,所有的科学成果都是基于准确的观察。牛顿之所以成为“牛顿”,就在于他有超越一般人的认知即意识,观察并分析了苹果落地的原因,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演讲后不久,启真道夫妇离开香港回到加拿大。1965年4月,他的母校多伦多维多利亚大学授予他宗教文学博士学位(D.Lit.S)证书。

回到加拿大后的启真道博士, 立即着手他的又一个目标:撰写一本关于华西协合大学历史的书, 但不幸的是,1967年6月23日,他因突发疾病在多伦多逝世,享年72岁。他的这一未竟事业,最后由他的妹夫黄思礼(Lewis Walmsley)完成并于1974年正式出版。

1967年12月15日,香港《南华早报》以《前香港居民最后的遗愿》为题,报道了启真道去世的消息和他希望死后将骨灰撒进太平洋的遗愿以及他的生平。报道中这样写道:“6月在多伦多去世的香港大学前医学院院长Leslie Kilborn的遗愿,将在他的骨灰洒向太平洋时得以实现……他在遗愿中表示,他毕生的愿望是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建立一座相互理解的桥梁。遵循他的遗嘱洒向太平洋的骨灰即是这座桥梁的象征。”报道还称:启真道的骨灰将由她的前妻启静卿的弟弟Dr.Robert McClure于“明天”(应为1967年12月16日)从印度乘坐C.E.Dant号船前往温哥华途中将骨灰洒向太平洋。

罗伯特·贝尔德·麦克卢尔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英国爱丁堡大学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1924年,作为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河南,同时开展了对传统中医执业者的基础医学科学知识的培训。1937年至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作为全中国闻名的公谊救护队第一位总指挥,他几乎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启真道去世时,他在印度的加拿大教会医院工作,将启真道的骨灰洒进太平洋的任务交由他来完成。

启线年去世,由于工作繁忙再加上特殊的历史原因,他没有机会再回中国。临终前他嘱托家人:当他去世后,将自己的骨灰撒在太平洋国际日期变更线上,因为那里是中国所在亚洲和加拿大所在西方的分界线,这样他就可以随着洋流回到他深爱的中国。

启尔德的大女儿康斯坦斯1898年出生在成都,她没有学医,但终身从事教育工作。幼年时,成都没有合适的供她读书的学校,她只能从她父母和其他传教士那里接受非正规教育。1905年与哥哥启真道一起被送到重庆加拿大学校读书,1907年随母亲回到加拿大接受正规教育。1910年,当启尔德和启希贤结束休假回中国时,康斯坦斯和她的妹妹考入了位于惠特比的安大略女子学校,1914年5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一年后,她考入维多利亚大学学习英语、文学和现代史,1919年获得多伦多维多利亚学院英语和历史学士学位。取得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教师证书后,她在阿尔玛学院教了一年书。

1897年,黄思礼( Lewis.C.Walmsley)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湖皮克顿附近农场的一个农场主家庭。他的父亲希望他像两个哥哥一样从事农业。但黄思礼有着自己的梦想和计划,他希望读书并从事学术研究。1919年,他从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毕业,取得数学和物理双学位。

当时, 到东方去传教的运动激励着加拿大青年,黄思礼也渴望到遥远的东方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抱负。他的理想是去日本。但是,在多伦多大学读书期间,他与温柔漂亮、酷爱戏剧表演的女同学康斯坦斯(Conetance.Kilbom)相爱了。康斯坦斯希望黄思礼跟她一起去中国。大学毕业后,两人结为夫妻。1921年,他俩与康斯坦斯的哥哥启真道(Leslie Kilborn)夫妇、云从龙(Earl Willmott)夫妇等一群满怀热情、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从温哥华登上“俄罗斯皇后号”轮船,一同前往中国。到中国后,他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黄思礼。康斯坦斯也随夫姓,取名黄素芳。从此,他和他的家庭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3年,在成都学习了两年中文后,黄思礼被任命为华西加拿大学校(Canadian School,简称“CS”)校长。这是一所为解决外籍人士子女教育问题的全日制学校。这一安排让黄思礼有点意外。他绝没有想到满怀抱负来到中国竟是去做一个“孩子王”。但是,他接受并很快适应了这一角色,一干就是25年。凭借矢志不渝的努力、才华和人格魅力,黄思礼成为一位深受家长和孩子们爱戴的、当之无愧的教育家。

黄思礼除担任华西加拿大学校校长外,他还教授数学、化学、物理、自然科学及体育课程。在授课中,黄思礼把教室变成了孩子们愉快的天堂,他说:“我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中知道孩子们需要什么,我要让教室里充满着快乐、洋溢着欢笑;教室是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殿堂,也应该是他们玩乐的地方。”

黄素芳则在学校教授文学、历史和戏剧,指导学生编排舞台剧等。“吉普赛女郎”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吉尔伯特和苏利文的音乐剧等,都被她搬上了舞台。她亲自设计制作戏剧服装,指导戏剧,增强整个社团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她是一位为人师表的教师,也是一位温柔贤良的贤妻良母。除了她的课外活动和教学课程,她还要照顾四个孩子,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她还是一位诗人,写了许多关于她在中国生活的诗,这些诗集由她的女儿捐赠给了华西加拿大学校陈列馆。

戏剧表演是文学课程的一部分 , 让西方文学走出教室,通过亲身扮演剧中角色, 更有助于学生们深刻理解作品、作者及剧中人物进而了解历史。黄素芳则是推行这一教育方式的主要人物,也是所有戏剧表演的总导演。学生们对黄素芳的热爱一直延续至今。

1957年夏天,黄思礼应邀访问中国,在中国游历近六千英里。在成都停留期间,他走遍了曾工作生活过的大学校园的各个角落,走访了已变成四川医学院的原华西协合大学。在那里,他又结交了许多新的中国朋友,观察到了大学里的各种变化。回到加拿大后,他精心整理此次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及搜集到的资料,接过他妻子的哥哥启真道未完成的心愿,写成了《华西协合大学》一书。该书记述了华西协合大学从征地、募捐、建校、招生、发展的过程,成为研究华西协合大学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该书于1974年正式出版,1999年由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何启浩、秦和平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华西加拿大学校紧邻华西协合大学,开始只接收教友的孩子。在黄思礼的领导和黄素芳的协助下,学校开始招收更加广泛的学生,其中也包括中国孩子。夫妇俩一直保持着学校较高的学术标准,

在漫长的校长生涯中,黄思礼夫妇全身心投入到对孩子们的培养教育中。他注重课堂与实践相结合,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引入教学之中,组织孩子们学习中国书画,鉴赏诗歌、收集春联、参观古迹、走进庙宇、制作风筝、品尝川菜等等。他秉承建校初期“让教育真正成为实现塑造个性这一生活的最高目标”的办学理念,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育模式和理念,培养出了一批批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具有吃苦耐劳和无私奉献精神、具有很高的人文素质和品格高尚的学生。

受战争影响,学校于1943年停课。1945年,黄思礼和家人回到加拿大,他又进入多伦多大学研读教育学,两年后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他毕业论文的主题是——《论中国的传统教育》。1947年,准备留校工作的他突然接到了教会的邀请信, 希望他回到成都继续担任加拿大学校的校长。黄思礼毫不犹豫接受了重返中国的邀请。

1948年底,黄思礼应邀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担任教授,从事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教学工作。他多次受邀担任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顾问,鉴定和整理了大量中国藏品。

从1923年至1948年,黄思礼夫妇将人生中最富活力的20多年奉献给了华西加拿大学校。这所学校人才济济、硕果累累是对他们心血付出的最好回报。

1989年,黄思礼在加拿大多伦多去世,享年92岁。他的妻子于1961年因手术后意外感染葡萄球菌先他而去。

Cora.Alfretta.Kilborn)启智明,启尔德次女、启线年,启智明在父母从中国回加拿大休假期间出生,后随父母来到成都并在成都长大。1920年,启智明于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毕业,获现代语言荣誉学士学位(B·A),紧接着又完成了教学和管理学课程。毕业后又在多伦多大学进一步深造公共卫生护理学,同时在多伦多医院护理学院接受培训。1926年,她随加拿大联合教会的女子志愿队回到华西,在她母亲启希贤建立的成都妇女儿童医院(仁济女医院)与母亲一起负责医学和护理学的教学工作。1932年母亲退休回到加拿大后,启智明继续留在成都工作和教学。后因母亲病重回到加拿大。1942年母亲病逝后,启智明又回到成都继续护理教育工作。此时,妇女儿童医院已被战火摧毁,但华西医学新的发展正在悄然进行中,并在战后达到高潮。华西协合大学把所有的教学医院进行统一管理,并开设了护理专业课程。启智明被任命为学校新护理系的主任。这个系位于大学校园里新建的医院大楼里。1950年,已经51岁、仍然独身的启智明将自己生命的大部分都奉献给了中国护理教育事业后回到加拿大。回国后,她先后在加拿大教会和教会医院工作,于1962年与本杰明·卡内儿先生结婚。1985年2月27日,启智明病逝于多伦多。

玛丽·埃莉诺,启尔德长孙女、启线年出生于成都。她的小学和大部分中学阶段,都是在成都和仁寿的CS学校完成的。由于战争,1943年底,她随家人回到加拿大,在多伦多完成中学教育后考入汉密尔顿麦克马斯特大学。后来,她转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学习护理专业,毕业后又在蒙特利尔完成了护理专业研究生课程,成为一名注册护士。1949年10月,玛丽随父亲和继母吉恩博士回到成都,成为启尔德家族在中国的第三代医疗志愿者。因从小生活在中文环境中,玛丽能讲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一到成都,她就投入到华西协合大学医院护理部的工作中。她立志继承她的家族和奶奶启希贤及姑姑启智明的事业,为中国西部的医疗和护理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1951年,在从小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工作了不到两年的玛丽离开成都,回到了加拿大,终身从事她所热爱的护理工作。

从1891年启尔德到达中国,到1952年启真道离开成都,启氏家族在中国大陆61年里,对这里的教育与医学的奉献就此画上了句号。

下面这张拍摄于1932年的成都华西坝的照片,见证了启氏家族与华西的情缘。除启尔德(1920年去世)和他的当时不在成都的小儿子(Roland Kenneth Kilborn 1901-1959)外,三代共14人同框。

启尔德夫妇的小儿子Kenneth Kilborn没有像他的哥哥姐姐那样从事医学或教育工作,而是成为了一名电气工程师。Kenneth于1959年病逝。

此前许多资料表明,启尔德家族一门三代共72年(其中大陆61年、香港11年)里对中国医学、教育的贡献,随着1963年启真道的退休而画上了句号。但近年来陆续披露的许多信息证实,启氏家族与中国的情缘远没有结束。今天,这个家族的第三代、第四代正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传承着他们家族与中国的情缘。

1936年10月,在华西协合大学工作的启真道(Leslie Kilborn)、黄思礼( Lewis.C.Walmsley)、云从龙(Earl Willmott)回到加拿大休假时,在多伦多发起了一场聚会,始称“华西俱乐部”,每年秋天从中国回到加拿大休假的传教士们会在一家中餐馆聚会。20世纪50年代初,这些加拿大人回到他们的祖国后,一直坚持每年的聚会。随着年龄的老去,这个聚会被他们的后代传承下来,成为今天一年一度的“CS聚会”(CS即“加拿大学校Canadian School”的简称,在此学校读书的传教士后代则称自己为“CS孩子”)。这场延续了86年的聚会,从未间断,已传承了4代。每年金秋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来自加拿大各地的CS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后代,都会如期相聚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中餐馆里。这是他们心灵守望的“中国之家”,也是他们延续与中国情缘的重要平台。每年的聚会都有不同的主题,但大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家族与中国的情缘。这个由CS孩子及他们的后代自愿组成的CS聚会委员会,负责组织每年的聚会和其他活动。启尔德的后代成为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

罗伯特是启尔德的长孙、启线日出生于四川峨眉山,在成都的加拿大学校(简称CS学校)念完初中,1941年回到加拿大继续学习。高中毕业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1945年,他进入加拿大皇家空军(Royal Canadian Air Force)接受为飞机通讯服务的“无线电技师”培训,之后被分配到飞行员培训站工作。二战结束后,他进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学习麻醉学、疼痛和医疗管理,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加拿大皇家医学院院士。

1990年,罗伯特重返成都访问当时的华西医科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时,萌生了继承爷爷和父亲的事业,再为华西医学事业作贡献的决心,并以此纪念为华西协合大学贡献了一生的医学传教士。1992年退休后,他继续活跃在许多方面。1998年,他与加拿大皇家内外科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Canada)合作,正式成立了启尔徳纪念访问教授捐助基金会(Kilborn Memorial Visiting Professorship Endowment Fund),费用由内外科皇家医学院从特别捐赠款中支出。该项目旨在派遣医学专家到华西医学中心讲学、指导医学中心下属医学院教师们的医学专业或公共卫生专业方面的研究。1999年,该基金资助了第一名加拿大访问教授来到华西医院讲学。2013年,启尔德纪念基金转由加拿大韦仕敦大学(Western University,原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代管,并改名为启尔德家族访问学者基金会(Kilborn Family Visiting Scholar Fund )。迄今为止,该基金会通过上述两个渠道已全额资助了十多名加拿大一流医学科学家或临床专家到华西医院讲学或临床交流。

作为在中国出生成长的CS孩子,在华西加拿大学校读书的经历是罗伯特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岁月。退休后的罗伯特积极参与CS聚会委员会的工作,担任委员会主席多年,除负责组织一年一度的聚会和其它活动外,还于1998年恢复并主编每年春秋各一期《CS时事通讯》(CS newsletter)。

这些通讯作为CS孩子们抒发人生感悟的载体,装满了他们童年的故事,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成长过程,表达了他们的悠悠中国情。

格伦·基尔伯恩·沃姆斯利,启尔德外孙,黄思礼的大儿子,192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童年就读于华西加拿大学校。中学毕业回到加拿大后,考入多伦多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格伦加入了加拿大空军,成为一名试飞员。退休后加入CS聚会委员会,与他的表兄罗伯特一起组织一年一度的CS聚会并共同创办了《CS时事通讯》。格伦于2010年去世。

格伦的女儿Gaill Walmsley在父亲去世后加入了聚会委员会,由于新冠病毒的肆虐,一年一度的聚会只能在网络上进行。从2020年开始,Gaill Walmsley与聚会委员会成员、文幼章的孙女Marion Endicott经过不懈努力,组织、联络了世界各地能联系上的CS孩子,连续3年举办线上聚会,延续着已经坚持了86年、与中国进行心灵对话的聚会从以前只在多伦多举行扩展到了全世界。2021年,华西协合大学第一任校长毕启(Beech)的外孙Perry Rogers和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首任馆长,考古学家,为推动三星堆文明的问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葛(David Crockett Graham)的外孙Christopher Hoogendyk也参加了线上的聚会。

詹姆斯·奥马尔·沃姆斯利,启尔德外孙,黄思礼的二儿子,1925年11月12日出生于四川成都,童年在CS学校就读,1943年在成都高中毕业后回到加拿大。1944年,詹姆斯进入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学习美术。1948年毕业后,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学习, 于1953年毕业。1950年,詹姆斯作为基督教运动(SCM)的学生代表,与42个来自32个国家的年轻人受邀访问中国,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典活动并受到和中国所有的新领导人包括周恩来、朱德、和的接见。10月1日在广场前的队伍和热烈场面,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詹姆斯热衷于和平运动并酷爱音乐,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从事音乐教育。1982年, 应四川大学外语系邀请,詹姆斯作为访问学者到川大讲学一年,教授英文写作课。1983年2月寒假期间, 詹姆斯受邀到重庆美术学院讲授东西方艺术的异同。詹姆斯于2012年8月7日去世。

大卫·奥马尔,启尔德的曾外孙,黄思礼的孙子,詹姆斯的儿子,1957年4月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霍普港,有自己的公司,从事丝网印刷行业。2011年加入CS聚会委员会,负责一年一度的“CS聚会”的音像效果管理。2010年,大卫出席在成都市大邑县新场镇举办的《岁月留痕—来自加拿大的成都旧影展》开幕式;2016年应邀出席《华西加拿大学校陈列馆》开馆仪式。现居加拿大安大略省皮克灵市。

伊妮德1930年生在中国四川成都,启尔德的外孙女,黄思礼的大女儿,童年在成都度过,CS学校学生。

伊妮德1952年从多伦多大学获得体育及健康教育学士学位,先后从事学校教师和长老会教堂行政助理等工作。2008年加入CS聚会委员会担任会员召集人。伊妮德于2010年访问中国,参加在成都市大邑县新场镇举办的《岁月留痕—来自加拿大的成都旧影展》开幕式。伊妮德于2020年5月25日在多伦多去世。

出生于中国四川成都,启尔德的外孙女,黄思礼的小女儿,1954年成为注册护士,1969年获得护士学士学位,曾任贝克列斯特护理中心(Nursing at Baycrest Centre)主任13年。黄玛丽2007年加入CS聚会委员会,担任项目主任,现居住在多伦多。2008年,黄玛丽应邀参加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的《大洋彼岸的中国情怀—来自加拿大珍藏照片世纪展》开幕式;2012年应邀参加在成都宽窄巷子举办的老照片展览开幕式及《成都,我的家》图书发行式;2013年应邀参加大邑县新场镇《百年历史影像馆》开馆仪式;2016年应邀参加《华西加拿大学校陈列馆》开馆仪式。

黄玛丽多年来一直为中加友好奔忙。2022年是华西医院建院130周年,已经90岁的黄玛丽为配合华西医院的院庆活动,目前正带着她的女儿在加拿大寻找合作方,准备院庆期间在加拿大搞一个分活动,共同庆祝至今造福人民的伟业的生日。

2006年,作为CS孩子的第二代,黛博拉在舅舅格伦(Glenn Walmsley)生病期间加入CS聚会委员会,接替叔叔的工作,负责协调聚会委员会会员与通信联络方面的工作。2017-2021年,任CS聚会委员会主席。2008年,黛博拉应邀访问中国,参加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的《大洋彼岸的中国情怀—来自加拿大珍藏照片世纪展》开幕式;2016年应邀参加《华西加拿大学校陈列馆》开馆仪式。

今天,启尔德的子孙们正在完善和加固启真道梦想中的“沟通东西方相互理解的桥梁”,如今他们正行走在这座大桥上。

今天,在中国西部第一个西医诊所的原址上,耸立着一座现代化的医院——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医院门口的一组雕塑铜像,生动呈现了当年西医入川的重要历史瞬间,其中启尔德、启希贤治病救人的形象栩栩如生,继续向世人讲述着一段百年前的传奇。启尔德的后代只要有机会来成都,一定要去这里瞻仰他们的先辈并留下跨越时空的合影。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我知道华西坝有一个享誉中外的华西医院,但对其历史却知之甚少。2007年10月,我第一次去加拿大多伦多参加CS聚会,当时只希望带回一些有关四川的老照片,没想到竟带回了一段厚重的历史,更没想到会与这段历史结缘,至今撒手不得。记得那年聚会的主题之一是由启尔德的外孙女黄玛丽(Marion Walmsley Walker)讲述她的家族的历史。她以《两个传教士家庭:吉尔伯恩和沃姆斯特利在中国西部》为题的演讲深深打动了我,她家族的故事让我感动不已,尤其是她伤感地对我说的一番话更令我心情复杂。她说:白求恩在中国工作了18个月,在中国家喻户晓,我们一家三代为中国奉献了72年,但似乎已经被中国人遗忘了,它只能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我不在乎加拿大人怎么看待我的家族,但我很在乎中国人怎么看待我的家族。我告诉她:你放心,明年我们将在中国举办展览,一定让更多中国人知道你的家族和其他加拿大传教士的故事,届时会邀请你去中国参加开幕式。2008年3月底,由老照片项目组主办的《大洋彼岸的中国情怀——来自加拿大的珍藏照片世纪展》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开幕,8位CS孩子以及他们的后代受邀前来参加开幕式并重回成都华西坝——她们魂牵梦萦的“家”,黄玛丽和她的大女儿也在其中。从此,黄玛丽和她的亲人们积极投身于中加两国的友好交往中,我和她也成为了忘年交好友。

与启尔德的后代交往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在加拿大有一个“医学名人堂”,里面供奉着在医学领域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医学家,但启尔德却无缘进入,原因是启尔德的贡献在中国而非加拿大,尽管他的后代多次申请、积极努力,但终未能如愿。对此我很难释怀,难道医学还分国界吗?不过我想,伟大的医学家启尔德夫妇虽然未能进入加拿大“医学名人堂”,但他们对中国医学的贡献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丰碑!

近年来中加关系进入低谷,黄玛丽对此非常忧心,因为在她的心中,中国和加拿大都是她的家,她不希望她的家人相互敌对。虽然已经90岁了,她还是一直在为中加友好努力。

从启尔德夫妇19世纪末到达中国、其间穿越了20世纪、现在又进入了21世纪,这个家族这段跨越了3个世纪、始终没有中断过的情缘已经传到第五代,我相信,这根接力棒一定还会世世代代传下去,直到永远……

6.《竹石》文佳兰(Karen Minden)著,蓝庭剑、周华、唐玉红译,

,四川省外办退休干部,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一次偶然机会认识了100多年前来华兴学行医的加拿大传教士后代,从此与这段历史结缘。感动于这些传教士对中国西部的无私奉献,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志愿者成立了老照片项目小组。十多年来,项目组在有关部门和企业家支持下,于北京和成都举办了7次老照片展览和1次“中加友谊世纪情书法笔会”。2016年10月起,《加拿大人在中国》老照片在多伦多等地巡展。与大邑县和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合作,分别组建了《百年历史影像馆》和《华西加拿大学校陈列馆》。编辑出版了《成都,我的家》大型图册,还有两本书即将出版。协助四个电视台拍摄《相遇百年》大型历史纪录片。为表彰项目组为中加友谊所做的贡献,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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